古人是怎样汇编整理书籍的

tuenhai.com 2018-11-14

从古代整理、编写书籍的不易可知《黄帝内经》不可能由“神人”独自完成

tuenhai.com 按:一些无知的好为人师者为了掩盖自己的不学无术和欺骗读者,往往把《黄帝内经》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,那是神人、圣人写的书,每个字都有深奥的含义,宇宙的奥秘都在里面了...

实际上,在古代,要编写大部头著作是多么的困难,可以无视被时代限制的技术条件和物质条件的神人、圣人,以前不会有,以后也不会有


作者:王力微

(第一篇:《黄帝内经》成书时间和作者考证)

(五、《黄帝内经》的编撰过程)

2.秦汉时期一些主要著作的成书情况:

  • 1).《吕氏春秋》

    公元前247年,秦庄襄王薨,太子政立,年少,以吕不韦为相国,事皆决之。当时,魏有信陵,楚有春申,赵有平原,齐有孟尝。此四君者,皆明智而爱人,尊贤而重士,宾客盈门,受益良多。如孟尝君田文借冯谖之力恢复相位,平原君赵胜借毛遂之辩结盟楚国等等。吕不韦自度以秦之强,自己反不如此四君,也尊贤致士,招来食客三千,待之甚厚。他借少年天才甘罗之机变把赵国收在旗下,还不费兵卒,白白扩大了地盘。此时诸侯多辩士,如荀卿之徒,多有著述布于天下。吕不韦想自己以相国之高位,必须要有著述以超过诸子,自己又有所不能,乃使其门客穷搜极索,把自己的所有的见闻都述出来或写下来,集思广益,明辩、归纳、升华,汇总成《八览》、《六论》、《十二纪》、合称《吕氏春秋》,并把书摆在咸阳之门,同时放上千金,凡能改动一字者,就把金子取走

    《吕氏春秋》的写作,是大张旗鼓式的。在秦以前的诸子,能比较自由地张扬自己的个性。他们写书,既不诡秘,也不伪托,也不把谁当成圣人,可以互相批评,也可互相辩论,实在是很好的学术风气

  • 2).《淮南子》

    淮南王刘安,论辈分,是汉武帝的堂叔,好读书,不喜欢飞鹰走狗,想施阴德收揽百姓之心,传播名誉,确有窥视神器(皇帝宝座)之心。于是也招揽宾客、方士数千人,让他们把见闻写下来,再汇总,写成《内书》21篇,《外书》非常多,不好计算;《中篇》8卷。当时,武帝也好读书,刘安献上《内书》,武帝很喜欢。不过,刘安有野心而无良谋,做事幼稚愚蠢,最后自杀,不题

    《淮南子》包罗的范围很广,有些内容是来自《吕氏春秋》。无论如何,这部书的写作,不诡秘,不伪托。当时,黄老之术盛行,有些人写书,假托黄帝,这样才有人相信。在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里,就有这样的描述:

   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,故为道者,必托之欲神农,黄帝而后能入说

    为什么要让人相信?也不能一概而论。有的是为了推行自己的方法或故事,如农家、小说家等。有的是为了挣钱吧?方士骗人,往往会把自己的方法说成是来自黄帝,以求被骗者深信不疑。如果说炼的仙丹,是自己琢磨出来的,有几个人会迷信?如果说这是黄帝传下来的古方,就是汉武帝,也未免大上其当,大受其骗

    除了前面已列举的医书以外,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里,假托神农、黄帝的书还有:

    道家:《黄帝四经》4篇
    《黄帝铭》6篇
    《黄帝君臣》10篇
    《杂黄帝》58篇
    农家:《神农》20篇
    小说家:《黄帝说》40篇
    阴阳家:《黄帝》16篇
    天文家:《黄帝杂子气》33篇
    五行:《黄帝阴阳》25卷,
    《黄帝诸子论阴阳》25
    术数:《黄帝长柳占梦》11卷
    房中:《黄帝三王养阳方》20卷
    神仙家:《黄帝杂子步引》12卷
    《黄帝岐伯按摩》10卷,
    《黄帝杂子芝菌》12卷,
    《黄帝杂子十九家方》12卷
    《神农杂子技道》12卷
    

    在六艺、诸子类里,也就是记实、为自己立论的书中,一部伪托神农黄帝的也没有。伪托的全部是神仙、方术一类的书,用神化了的人物来提高自己法术的可信度。道家四种,不是帖上道家的标签,就是道家了,道家崇尚无为,决不至于打着黄帝的旗号招摇撞骗。这几种书,恐怕荒诞不经,全亡失了。借树乘凉的方法,直到现在,仍有这样的痕迹:你迷信什么,骗子就包装什么,打什么旗号。真正的道理,却一点也讲不出来

    (揭开《黄帝内经》的神秘面纱(12))

  • 3).《史记》

    司马迁的文采好,记史严谨,取材得当,所以写出来一部“史家之绝唱”。他能有如此成就,除了才华以外,如果没有史料,用什么写?总不能凭空想象吧?实际上,写史从他父亲司马谈一代就开始了。司马谈未能完成,他继续了父亲的事业。并完成得很好。他写《史记》,面对的是满屋子杂乱不堪的原始挡案,当然也有像《左传》这样已整理过的史书,毕竟不多。当时的书,不比现在,是竹简、帛书,搬动就要费很大力气,比较、取舍,实在不是件轻松的事。所以,在《史记》里,有多处明显的笔误和自相矛盾的地方,这是应该给以理解的

    在《三代世表》里,太史公曰:

    “五帝、三代之记,尚矣。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,周以来乃颇可着。孔子因史文次春秋,纪元年,正时日月,盖其详哉。至于序尚书则略,无年月;或颇有,然多阙,不可录。故疑则传疑,盖其慎也。”

    “余读谍记,黄帝以来皆有年数。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,古文咸不同,乖异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,岂虚哉!于是以五帝系谍、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。”

    两段话的意思是:

    五帝三代的记载,太久远了。殷代以前,诸侯的事无法考察。周朝以后,才稍微清楚。孔子根据鲁史修《春秋》,每记一事,都以鲁君的纪年为年数,并标出月日,这很详明。他编篡《尚书》,却不记年月,或只有少部分记,其它都付诸阙如,是因为年代无法考定,所以不记,这是谨慎的做法

    我读记系的书,从黄帝以下,都有年数,不同的书,记同一个事,又有很大的出入。无法辨别哪个是对的,这里只能列出周共和以后的确切年表

    孔子、司马迁,对弄不清的事情,不妄加臆断,这是很可贵的,是写信史的基础。如果他们能把几种说法都保留下来,立此存照,自己迷惑,或后来者能有办法破解,就更好了,可惜没这样做,在那些互相矛盾的记载亡失之后,那段历史的确切年代,彻底成了一本糊涂帐。他们自己没有考古的手段,精力也顾及不过来,是可以理解的。他们万万没想到,后来的出土文物,以及其他科学手段,包括天文历法、同位素等手段,可以互相参校,可以根据只言片语的线索或痕迹,能准确地判断出历史的原貌,这是非常惋惜的。否则,现今的《夏、商、周断代工程》,会有更多的原始资料

  • 4).刘向校《战国策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新序》、《说苑》等书的情况

    公元前26年,成帝下令征集天下遗书,得到的书肯定是汗牛充栋,所以命刘向总领校书,兼校经史、诸子,其它门类也分别有人负责

    刘向是怎样校书的?

    刘向说:

    “所校中《战国策》书,中书余卷,错乱相糅莒。又有国别者八篇,少不足。臣向因国别者,略以时次之,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,除复重,得三十三篇。本字多误为半字,以“趙”为“肖”,以“齊”为“立 ”,如此字者多。中书本号,或曰《事语》,或曰《长书》,或曰《修书》。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,辅所用之国,为之策谋,宜为《战国策》。其事继春秋以后,讫楚汉之起,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,皆定,以杀青,书可缮写。”

    这段话的大意是:

    所校的《战国策》,有多个抄本,互相之间不一致,也很混乱。我根据国别,按时间为次序,去除重复的,共得33篇。有些字只写一半,如把“趙”写成“肖”,把“齊”写成“立”,这样的情况很多。书名也不一致,我认为定为《战国策》比较合适

    当时,《战国策》的情况是如此混乱,别的书的情况也差不多:

    “所校中书《晏子》十一篇,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,太史书五篇,臣向书一篇,参书十三篇,凡中外书三十篇,为八百三十八章,除重复二十二篇,六百三十八章,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,外书无有三十六章,中书无有七十一章,中外皆有以相定。中书以“夭”为“芳”,“又”为“备”,“先”为“牛”,“章”为“长”,如此类诸多,谨颇略笺,皆已定,以杀青,可缮写。”

    “所校中书《列子》五篇,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,太常书三篇,太史书四篇,臣向书六篇,臣参书二篇,内外书凡二十篇,定著八篇,中书多,外书少。章乱布在诸篇中,或字误,以“尽”为“进”,以“贤”为“形”,如此者众。及在新书有栈,校雠从中书,已定,皆以杀青,书可缮写。”

    “所校中秘书《关尹子》九篇,臣向校雠太常存七篇,臣向本九篇,臣向辄除错不可考阙断续者九篇,成,皆杀青。”[16]

    所收来的书,良莠不齐,错乱相杂的情况,可见一斑。所以,校书决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,要分类,要鉴别,要取舍。有的要重新编次。《战国策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新序》、《说苑》实际上是刘向根据史料重新编次的:

    “所校中书《说苑杂事》,及臣向书民间诬校雠。其事类众多,章句相溷,或上下谬乱,难分别次序。除去与《新序》重复者,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,别集以为百家后,令以类相从,一一条别篇目。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,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,号曰《新苑》,皆可观,臣向昧死。”[12]

    这里明明白白地道出了《新序》、《说苑》是他根据资料编写的,现在也都承认是他编写的。值得注意的是,在传抄的过程中,丢掉了不少,清代严可均有从其它古书中辑录出很多条,放在《全汉文》里。在马王堆3号墓的出土文物中,有多篇《纵横书》不见于今本《战国策》,说明这些古籍,在流传的过程中,发生了不少的变化

    刘向的叙录,叙出了校书的艰难和具体情况,也记录了自己校了多少,合作伙伴校了多少,是怎样定稿的,清清楚楚,明明白白。可惜,《黄帝内经》里没有这样的叙录,抑或本来有,在传抄的过程中丢失了,以致于成了一团迷雾

    上面所列的,都是现成的书,真的校对起来,和重编也差不多,好在是有原始资料,只是当时,这些书虽不诡秘,由于传抄者多,写错的、乱用简笔字的、脱漏的、重复的就再所难免了。今本《战国策》里,还是有重复,可见,再仔细,差错还是难免

    校书就算从公元前26年开始吧,一直校到刘向去世,还没校完,哀帝又命他的儿子刘歆继续其事,总领校书,此时已是哀帝建平元年(公元前6年)了。完成校书,在什么时候?没记。估计应在新莽年间。刘歆编了《七略》,就是全部校成书籍的目录和提要,分七个大类

    刘向、刘歆,《汉书》里有传。说说他们的情况,对理解《黄帝内经》的成书有用

    他们是楚元王刘交的后代。刘向的父亲刘德,曾审过刘安一案。因为父亲的关系,刘向11岁时就担任辇郎,掌管宫中的御辇。19岁时担任谏议大夫。元帝即位,太傅萧望之,少傅周堪对他很器重,被推举为左拾遗。因为受石显的陷害,多次坐牢。成帝即位,石显被贬,刘向升为光禄大夫。时年45岁。很有文才,总领校书,是块材料

    刘歆,少通《诗》、《书》,“少”,就是未成年,虚岁不到20岁。在公元前26年,不会超过24岁。公元前6年,不超过44岁。不过,因为他崇尚古文经学,受到大司空师丹的弹劾,怕惹祸,主动离开宫廷,外任河内太守,不久又托病辞官,可能是回家看书吧。哀帝去世,王莽秉政,因为他们同时担任过黄门侍郎,有交情,此时他的病也好了,被招回宫,治明堂辟雍,封红休侯,考订律历,可谓是大展身手之时。被招回,是在公元前2年,他又可以专心治学问了,估计《七略》应该是在此时以后完成的。离开始校书,差不多有30个年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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